专注于刑法的律师César-Lage最近在接受《马卡报》采访时指出，欧足联在内格雷拉案件中被外界严重低估，实际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详细分析了案件中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并讨论了皇家马德里的诉讼策略，以及巴萨所享有的无罪推定，此外还谈及欧足联可能采取的不同措施。自从皇马向欧足联提交关于这起案件的相关资料后，这一事件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弗洛伦蒂诺·佩雷斯更是称之为“体育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案”。随后，皇马球迷纷纷分享了Lage的相关帖子，他在帖子中利用“抽象危险”和“主观要件”等法律概念，阐述了可能对巴萨判定有罪的法律理由。Lage对这一案件持续关注，已经在西班牙奥伦塞执业近20年，并表示他的博士论文也将集中研究本案的核心罪名——《刑法》第286 bis条第4款中关于体育领域私人主体间的腐败行为。

在谈到“抽象危险”这一概念时，Lage指出这是许多人未能理解这一案件要旨的关键所在。体育腐败罪所惩罚的并不是犯罪的结果，而是交易本身。换句话说，无需证明某场比赛被操纵，只要有证据表明存在不当协议以获取优待即可。这种逻辑与处理酒后驾驶的方式类似，即便未造成事故，该行为仍然属于犯罪。因此，关于“没有任何比赛被操纵”的说法，实质上只是表面论点，而不具备法律上的实质依据。此案不仅是理论上的讨论，2023年1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在奥萨苏纳案中实际应用了这一罪名，首次作出了有效的体育腐败定罪，即使此类行为在足球界被接受，亦难以逃避法律责任。

Lage还提到“主观要件”这一问题，认为若一俱乐部在对裁判支付大量款项的同时，还宣称寻求“中立”，该论点存在很大问题。因为“中立”一词有可能暗示着法律上的不当行为，而此种暗示正是予以自我设陷。他进一步解释，《刑法》第286 bis条第4款保护的是体育比赛的公正性，所有球队在裁判面前应享有平等的竞争条件。裁判的中立性不应被俱乐部购买，而是裁判机构应对所有球队负责。如果俱乐部为了获得“保障”的裁判中立性而支付费用，这意味着如不付款则无法得到应有的公正对待，这才是关键所在。

从法律角度看，主观目的属于行为人的内在思维，需通过间接证据加以证明。西班牙宪法法院自1980年代开始就明确了相关的法律标准，需要存在多项被证实的间接证据，这些证据需指向相同的结论，并排除其他合理的解释。这不是简单的证明方式，也不是对被告的不当推定，而是经过程序保障的合法证明方法。此外，最高法院在奥萨苏纳案中明确承认了在该罪名中使用间接证据来推导主观要件的可能性，这种做法实际反映了西班牙近期形成的司法经验，这一犯罪也属于我们提到的“抽象危险犯”，其核心在于要证明协议本身的目的，而非实际结果的发生。

如果追诉期限未过，巴塞罗那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需要划分两个层面，因为这常常使人困惑，其实二者并不相同。在体育管理处罚方面，当前有关《体育法》的追责时效非常短，仅有三年。如果期限仍在，西班牙高级体育委员会可能对每项违规行为处以最高40万欧元的罚款，或是禁止管理人员任职若干年，还可能取消相关补助。而西班牙足协也可以提请对巴萨在西甲扣分，就像尤文图斯因转会收益问题接受的惩罚一样。这些问题本可在数年前就解决，而非必须等待刑事程序的推进。巴萨受益于一套时效极短的法律体系，这固然是合法的，但也引发质疑。

在刑事层面上，拉波尔塔2003年至2010年任内的相关指控因追诉时效已过而被撤回，他成了证人而非被调查者。如果没有超过时效，他将成为被控对象，整个程序会覆盖完整的17年。此外，还有第三条路径，欧足联对此没有同样的时效限制，未被充分认识的威胁正存在于此。

当欧足联收到皇马提交的报告后，Lage认为其可能会对案件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欧足联在这一案件中一直保持观察的姿态，既没主动出击，也没关闭案件。随着皇马、西甲联盟以及西班牙足协的报告被递交，欧足联可能会重新审视其态度。如果法院最终裁定开始庭审——在Lage看来几乎是必然的，欧足联将会获得启动其自身程序所需的背景材料。